嫺熟英日語，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，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的陳炘先生（1893─1947），在1927年與霧峰林家時稱『阿罩霧三少爺』的林獻堂先生共同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，以對抗日本資本家藉由帝國力量對殖民地的巧取豪奪。
這家銀行因為在戰後『妨礙』了中國浙江財閥在台灣的競爭，陳昕在二二八中被中國國民黨捕殺，財產被併吞，銀行改組成現在的華南銀行。而抗日一輩子的林獻堂少爺避居日本，客死異鄉，戰後大東信托這種大企業都可以被中國來的財團染指，更遑論一些小企業在黨國經濟體制下遭受的壓迫與限制了。
回到二十一世紀，新光三越少東吳昕達雖然心血付諸流水，幸賴台灣媒體的披露與壓力，少東和其幹部都可以自危邦全身而退，比起戰前去中國東北『滿洲國』的台商幸運多了，當時的台商倉倉惶惶逃離長春和瀋陽時，家當被中國人搶奪，家眷慘遭蘇聯紅軍姦淫，還有人因為和日本關係深厚成為戰犯，被紅軍送往西伯利亞勞改。
再往前看十七世紀在延平王二世鄭經統治下的東寧王國，嗣王經命戶都事楊賢監督洋船，往賈暹羅、爪哇、呂宋。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， 不能來往。橫絕大海，肆通外國，置船興販，通洋之利，惟鄭氏操之，財團益饒。軍事國力的強盛得以保障經濟的命脈，而經濟更是維持強大國防的依恃。無怪乎先哲蔣渭水先生的『臨床講義』中在台灣的既往歷Past History東寧王國時代的描述是：『幼年時（即鄭成功時代），身體頗為強壯，頭腦明晰，意志堅強，品行高尚，身手矯健。』
我們對於阻擋軍購，消除兵力為募兵制，又倡言一中共同市場，其子女皆持美國護照的『地區領導人』的候選人，實在不能沒有『資敵國，助外患』的疑慮了。
商業活動不可能和國家主權完全無關，英商美商都是挾其國力，四處征戰，甚至在台美國商會還會對我們的政府政策指手畫腳，台灣的商人想要回到閩南海商最風光的十七世紀時代，就必須體認到『身為台灣人，不能不建立自己的國家。台湾人として、自分の国をつく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』。
台灣人包含企業主不想成為列強出賣的籌碼與予取予求的禁臠，就不應該和那些不知台灣南北地名與民間疾苦，卻留連於熟知的香港上海夜店，爭相去北京紅朝叩頭的中國國民黨中常委為伍，而必須要有林獻堂和辜寬敏先生的國家意識和文化涵養，能夠善盡台灣企業主對國家的責任，才能稱為是台灣少爺的典範。
